1936年冬夜，马赛港口的军营里，几名来自叙利亚海岸山区的青年士兵围坐在炉火旁，小声唱着带有拜占庭曲调的《平安夜》线上股票配资炒，这种画面让法军军官好奇地挑眉：穆斯林士兵为何庆祝圣诞？
这一幕并非偶然。唱歌的士兵出自阿拉维派，叙利亚11%左右的人口，却在半个多世纪后掌握了大马士革最高权力。外界常用“神秘”来形容这个群体，原因首先在于信仰结构。阿拉维派名义上属于什叶派，却独立发展出一套自称“保护光明”的教义：他们把阿里奉为神性显现，把穆罕默德视作“元体”，再加上一位波斯圣徒赛尔曼构成三位一体；教义中混入新柏拉图主义的“流溢”概念，也纳入拜火教的敬光、基督教的圣餐，甚至有灵魂转生的影子。
拜礼同样不同寻常。阿拉维信徒一般不去清真寺，而在长者家中集会，传授典籍时连女性也可参加。他们喝红酒、分面饼，逢圣诞、复活节、圣灵降临皆欢乐庆祝。因为超脱传统框架，阿拉维派自9世纪诞生伊始便被主流逊尼派贴上“异端”标签。
伊本·努塞尔是这个流派的肇始者。约860年前后，他宣称自己拥有通向“隐遁伊玛目”的钥匙，提倡以隐秘会礼保存“真知”。追随者被驱赶、入狱，仍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崎岖山岭扎根。1032年，学者阿布·塔巴拉尼把口耳相传的碎片编织成系统教义，阿拉维派自此拥有了可对外宣讲的经典。
这种“半山教”式的生存策略虽然躲过灭顶，但也注定长期边缘化。马穆鲁克、奥斯曼时期的税吏和军警反复进山征粮征丁，留下大量血债。15世纪的文献里甚至出现“比犹太人更危险”的谩骂。漫长的封闭和排斥，促成了阿拉维社会内部的紧密与对外警惕。
真正的拐点发生在一战后。1920年，法军进入叙利亚，出于“分而治之”的算盘，法国人把山民视作天然盟友。阿拉维山区被划成单独的“阿拉维国家”，法军招募大批青年入伍，提供薪饷与教育。贫寒出身的山地孩子发现：军装是通往城市的船票。财富和识字随军衔而来，他们与逊尼地主子弟迅速拉开差距。
短短二十年，阿拉维军官层已现雏形。叙利亚独立后，逊尼派在议会里占多数，却在军营里声势渐弱。1963年复兴党政变，军中阿拉维军官处处擢升；1966年，萨拉赫·贾迪德主导又一次宫廷政变；1970年11月，时年40岁的空军上将哈菲兹·阿萨德夺得最高权力。自此，小派别首次坐上最高统治宝座。
阿萨德深知“少数掌权”之险，公开宣布自己是穆斯林，在宪法里写进“总统必须是穆斯林”。1973年，他邀请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·萨德尔发表法特瓦，认定阿拉维派为什叶正统，由此在教法层面补票。然而，国内许多逊尼教士依旧不买账。想在民族主义壳子下遮蔽千年的教派裂痕，谈何容易？
1982年汉马流血镇压，教派对立彻底撕裂。时至2011年，民众示威率先在南部德拉爆发，旋即蔓延全国。倚重安全机器的巴沙尔政权调动的，是经历多年沙场的阿拉维士兵和安全部门。家族和政权命运捆在一起，阿拉维青年再度集体入伍，村庄里黑纱与招魂歌此起彼伏，而逊尼反对派阵营则不断把战事叙事引向“镇压者即异端”的方向，仇恨滚雪球般扩大。
在伊朗与真主党支持下，政府军稳住沿海和中部要地；在俄罗斯介入后，2015年扭转战场态势。代价却沉重：据联合国2016年数据，拉塔基亚省许多村庄适龄男性死亡率超过三成。对阿拉维社群而言，这是自马穆鲁克屠村以来的最大创伤。
有意思的是，战争并未冲淡旧习。有难归山、逢圣日即杀鸡酿酒的传统依旧；即便在炮火声中，村里也会挑灯举行“圣餐”。一位老者对前线归来的侄子说：“看那天上最亮的星，那是你父亲，他正看着你。”少年沉默片刻，只是紧了紧右手的新兵枪。
在大马士革上空，无人机轰鸣与教堂钟声时常同时响起，似在提醒世人：这片土地的历史，本就由重叠的信仰和交错的血脉写就。阿拉维派的“另类”，其实是一段绵延千年的求生剧本——从高山堡垒到总统府，从秘密仪式到国家机器，他们的每一步扩张，都踩在历史裂缝之上。
如今的阿拉维人依旧传唱那首带着东方调式的《平安夜》，孩子们在新月与十字架之间长大。硝烟仍未散尽，命运却已无法再退回孤山。下一页会翻到何处，或许只有那颗照着地中海的群星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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